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学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是它的发明时间。许多学者曾试图从古代文献中寻找关于印刷术最早的记载,或拘泥于考证《后汉书》中“刊章讨捕”之“刊”是否为刊刻印刷之意,或拘泥于考证唐太宗是否“梓行”过《女则》,或拘泥于寻找古代文献中相关的只言片语,结果却是各说各话,难为学界认同,或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不断修正先前的结论。检讨起来,问题主要出在研究方法上,即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当作一个纯粹孤立的事件,用乾嘉式的考证方法去寻找最早的史料记载。当然,原因还是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认识不够。其实,学界对我国古代其他重大发现和发明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特别是它被社会广泛接受、普遍应用过程的检讨以及原因的分析,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材料革命,比如铁器和纸的出现。前者改变了农业和军事,后者改变了思想和文化。就纸和印刷术而言,古代中国无疑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雕版印刷并不专指印刷图书

任何一种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都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一是技术本身,包括原理和方法;二是功能,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三是能让这种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的社会环境。历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后两项。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为人们所需要,就谈不上应用,也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适合的社会经济环境,便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柏拉图曾说,人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实际上,柏拉图时代尚无印刷。从印到印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早在纸出现之前就有了印,印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更长久,从最早的图腾到后来的文字,印都是权力的象征。

“雕版印刷”本义是一种凸版印刷技术,并不专指印刷图书。雕版印刷的技术原理与方法,至迟在秦汉时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只是早期印刷的内容不是图书,承印物不是后来常见的纸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的图案中,便有用凸版印制而成的,精美、精细程度丝毫不亚于后世用雕版印刷的图书、图画。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过铜质印花凸版。至于印刷材料,制墨技术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造纸术至迟东汉时也已成熟,更何况丝织品本身也曾作过书写材料,作为图书的承印物也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同样的技术原理,同样的工艺流程,相关制作材料也基本具备,为什么汉代没有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图书?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需求与社会环境。

印者,信也。作为权柄的典型物化,印在东方为泥封,在西方为蜡封。从制作和印刷原理来说,印章与雕版如出一辙;或者说,印章是缩小的雕版,雕版是放大的印章。同时,印章也是最早的复制工具。事实上,印章与雕版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雕版印刷成为强烈社会需求

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碑刻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之一。碑刻不仅可以直接阅读,还可以作为机械复制的母版。拓印要比手工抄写更加便捷,且不失真,因此拓印技术流传甚广,成为很多历史典籍重要的复制方式。雕版的过程类似治印,印刷的过程类似拓碑;印章与拓印相结合,将沉重易碎的石板换成易刻结实的木板,雕版印刷技术也就水到渠成。虽然西方认为活字印刷才是印刷,但中国传统的印刷就是雕版印刷;准确的说,印刷在西方是印,在中国则是刷。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地位类似雕版印刷在西方的地位。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图书史可以追溯到夏代,直至隋唐以前,图书主要是手工抄录和单点式传播。虽然东汉熹平时曾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之前,供人抄录,但主要目的是为儒生学习提供官方定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官、私学皆盛,一些经学大师座下门徒往往以成百上千计,虽然对文献的需求量很大,但各家严守“家法”,老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内容常常局限于有限的几部儒家经典,而抄写这些经典又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与方式,除了像《仓颉》《凡将》《急就》这类识字书以外,通用性的图书很少,因此对图书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即使汉代出现了“书肆”,图书还是主要以抄写为主,并在小范围内流通。

无论哪种印刷,在当时都是一种进步;只有到了印刷时代,文字与图书才得以大量进入社会。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性需求与宗教有关。魏晋以后,佛教、道教迅速发展,宗教图书、图画既是僧众学习诵念的内容,也是宗教活动的重要“法物”。宗教的传播通常力求用最方便、最广泛的方式去争取信众,而宗教信众中又有很多是不识字的百姓,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用来供奉、寄托信仰的“法物”,因此,一种能以批量且价廉的方法复制宗教文献的方式——雕版印刷便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早期印刷品绝大多数与宗教特别是佛教有关。唐初密宗盛行,像陀罗尼经咒这类连抄写也不易的宗教文献,更适合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批量复制。早在20世纪20年代,向达等中外学者就曾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古印度佛教用捺印或版印佛像置于小型佛塔供养习俗的影响。至于版印之法是从古印度传来,还是中国本土原有,仍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如前所言,版印之法,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手抄书文化不能够使详细的文字记录成为公共知识,不能够使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与传统的手工抄写相比,印刷的效率要高得多;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一个印工一天可印制1500~2000张纸,一块印版可连续印刷上万次。印刷实现了书籍的大量生产,甚至说,印刷创造了书这种商品。在隋唐时期,佛教已经用雕版印刷大量复制佛像和经书。现存最早的印刷书就是一部印刷于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世界其他地方还在抄写时,中国开始了一个印刷时代。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还与教育有关,并且这种需求相比宗教上的需求,意义更为重大。对于“文献之邦”的我国来说,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所谓“正经正史”才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图书”。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类文献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也更为丰富和多样。隋代产生、唐代基本成型的科举制,是引发这种社会需求最重要的因素。

据说进入唐代后,书籍印刷和销售已经相当繁荣。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事四朝,相六帝的冯道见诸经舛缪,而传统的碑刻工程又过于浩大,遂以印经取代石经,首次采用雕版印刷《九经》,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无论《新五代史》还是《旧五代史》,都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手抄书因其数量有限极易失传,印刷对书的大量生产无疑增加了书籍的留存机会,这使唐宋之后文献佚失大大减少,保存下来的史料也远比之前丰富得多。这并不仅只是距今较近的原因。

科举制分科举人,考试科目基本固定,学习内容也基本固定。换言之,由过去个性化的学习转变成标准化、程式化的学习。除普通考试外,还有不少专科,如医学、律学、书学、算学等,这对于经学一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来说,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图书事业的进步。在科举考试制度之下,全国同一科考名目下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教材也大同小异,于是,科举考试用书的批量复制便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史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锓梓之法,其本于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北宋沈括也说过:“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过去许多学者据此将冯道主持刻印官方定本“九经”作为雕版印刷术的起点,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雕版印刷的图书,史籍中有不少相关记载,沈括所说的“唐人尚未盛为之”,也没有否认唐代曾有雕版印刷的图书。但是,对于儒家社会的读书人来说,只有“正经正史”这类图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典籍”。

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指出,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作为文化的典型象征,中国印刷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印刷书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从宋代起,线装书的规范实现了书的标准化;传统手写楷书被刀刻方角的宋体代替,这种严谨有力的新字体更易刻制和识别。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劳动成本下降了一半,这直接导致印刷成本的降低。

雕版印刷图书进入“黄金时代”

宋朝之后,中国文化陷入长时段的停滞,印刷技术基本停留在宋代的水平;出现于宋朝的活字印刷技术,此后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宋代印制的《大藏经》达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块。明清时期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放弃印刷,而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写。这些抄写书多被称为稿本或孤本,因数量少而极易失传。《四库全书》动用4000名写手,抄写了7套;《永乐大典》用2000名写手只抄了3套,后来大多佚失。

如果说,隋唐时已开始用雕版印刷图书,到五代时雕版印刷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而用雕版印刷的图书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黄金时代”,则是在宋代。

在后世看来,宋版书的印刷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反而阻碍了活字印刷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本多以能书人书写上版。在中国,汉字不仅是一种文字,其本身还是一种艺术书法艺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文字和书籍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也意味审美,甚至审美的需求大于求知,这其实也构成中国藏书家众多的重要原因。中国自明清以降,对书籍重书法而轻思想,对绘画重意境而轻记录,这与崇拜钟表而忘却时间一样,多少都有点买椟还珠、得筌忘鱼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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